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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防与塞防之争:甲午前清廷国防的战略两难海防与塞防之争:甲午

2015-05-16 03:42 来源:历史网 责任编辑: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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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读: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,被称为“海防与塞防之争”。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,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“海陆并举”。

  1874年春,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害为借口发兵台湾,勒索白银50万两而还。这是“同治中兴”十余年来第一次出现来自海上的入侵,故中日和约签署不过六天,恭亲王即领衔总理衙门上疏同治帝,极言练兵、简器、造船、筹饷为“紧要应办事宜”,并奏请将该折下发南北洋大臣并滨江沿海各省督抚,饬其详细筹划。之后半年,包括李鸿章、沈葆祯、左宗棠等在内的地方大员29人共递上相关折片60余件,纵论国防要务,史称第一次海防大筹议;后世史家又根据其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,称之为“海防与塞防之争”。

  “海防论”、“塞防论”相攻讦,表面上是政见差异,实则反映了陆海复合型国家(Rimland Power)在安全方面的双重易受伤害性,以及战略选择的两难;面对此种困境,如何在海陆两个方向上分配精力,用于国防建设的财政资源又从何而来,则成为现实考验。惜乎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造上完全失能,最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“海陆并举”。

  “海陆并举”实为财政黑洞

  边疆战争之所以在历史上频频成为耗尽大帝国财力的元凶,关键在于因空间广大且缺乏补给而导致的“力量损失梯度”。博尔丁(Kenneth Boulding)创造的这一术语描述了如下事实:随着军事单位深入远离基地的区域,其受损程度将逐步增加,相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力则日益递减。若要尽可能多地降低损失梯度,一则必须改善交通技术,获得骑兵、公路和铁路,二要不计糜费地维持补给线。是故一切边疆战争,迟早会演化成交通战、补给战;而长期的、不可控的战争支出,最终将超出按算术数列增长的农业经济的承受上限。明朝之所以自15世纪中叶起大筑长城,便是因为收复河套所需的开支已为财政所不容,而宁可改行短期花费较少的防御战略。

  左宗棠以塞防关乎社稷,坚持出兵新疆,自有其安全依据;然而他毕竟无法脱出“力量损失梯度”的限制,开支很快水涨船高。从1875年底到1881年夏,仅各省拨付西征战事的协饷就高达白银5230万两(账面),加上近1500万两的外债,每年要花费1/10以上的岁入继续新疆战事,这给千疮百孔的财政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  而在蒸汽-钢铁时代,从无到有地创建一支海军同样所费不赀。不单是依托农业经济的清政府无法支持“海陆并举”的花费,即使是20世纪初的德国这样经济总量惊人、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二的大工业国,要同时维持海陆双向的扩张也是举步维艰。


  清廷的塞防偏好

  尽管“海陆并举”成为了本次筹议的官方结论,但在1875-1881年,塞防所获经费的总额和优先度始终是高过海防的;若以甲午年为界,则1875-1894年的海防总支出不过白银3000万两左右,不及1875-1884年塞防开支(8000万两)的四成。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,在于左宗棠深明朝廷的特殊心理,对塞防与京畿安全的关联做了刻意强调。

  左氏在1875年4月的奏折中指出:中国定都北京,蒙古环卫北方,与陕甘以及新疆实为一整体;新疆不固,则蒙古不安,蒙古不安,京师亦无晏眠之日。故西北名虽为边郡,实则如腹地,必须作为一个整体“分屯列戍,斥堠遥通”,才能令外人无隙可乘。如今,新疆之乱明系阿古柏、白彦虎篡逆,背后则有沙俄“狡焉思逞”,即使暂时节制兵事,也不可能打消对方的野心。莫若趁列强尚未大举介入,集中兵力将叛乱平定,如此方可绝后患。

  平心而论,这番论证固然逻辑严整,但并无新鲜之处。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,清廷先后在黑龙江左岸、大戈壁以西、西藏、青海与俄国以及准噶尔汗国交战,即是为了确保北方一体化防线的稳固。但左宗棠所言“图新疆为保蒙古,保蒙古以卫京师”,却道出了朝廷的心声:作为一个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,满清对辽东“龙兴之地”—这是一旦丧失政权后满人的退守地—及其地理屏障蒙古的安危极为看重,康熙年间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准噶尔战争,着眼点便在于确保满人的战略后院。

  对海防论者尤为不利的是,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签署以后,英法美各国与清廷的关系趋于缓和。列强满足于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、政治收益,对入侵中国沿海暂时失去了兴趣。至于日本,虽然侵台事件构成了海防筹议的直接诱因,但明治政府内最激进的“征韩派”已经在1873年的政争中失势,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积累的矛盾要到六七年后才会公开化。即使是李鸿章本人,在1874年的对日谈判中也远未意识到这个“蕞尔小邦”的长期威胁。如此一来,只有正在中亚大举扩张的沙俄成为了最现实、也最迫近的危险,中国的国防资源向塞防倾斜也就顺理成章。

  利益集团的博弈

  戴维·德卢戈(David D’Lugo)在研究英德海军竞赛时发现,一个国家的体制适应性(Constitutional Fitness)或者说政体构成对它的国防能力的发展上限具有直接影响。以“一战”前的德国为例,由于帝国宪法以高度的税收自主交换了各小邦的政治服从,当中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军费时,会发现直接控制的税种数量不足,说服各邦增税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。故德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较英国为佳,能够动员的资金却少得多。1870年代的中国同样身陷此种困境:李鸿章与左宗棠同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央财政瓦解的获益者,但在为自身偏爱的战略取向争取资源时,他们一方面竭力竞争中枢的认同,另一方面对其余督抚大耍手腕,国防财政遂变得愈发不能均衡。

  左宗棠身为自强事业的倡导者之一,当然不会直接否认海防的重要性;但他宣称“海防本有经常之费,所缺无多”。以之作为争取塞防经费的依据,则是不折不扣的夸张。1866年左氏奏请设船政局于福州,后虽调任陕甘,仍时时与闻其事,不可能不清楚海军初创期高昂的花销(船政局经费由闽海关洋税拨出,每月5万两,完全不敷使用)。而朝廷设置海防专款时,明确了大宗来源乃是沿海各省关税与江浙闽等地厘金,这与西征军费所出完全重合,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。联想到左宗棠自1867年开府陕甘以来,时时坐困于协饷解拨延误,早早祭起借债用兵的下着(1867年即已向上海洋商借款220万两以济军需),他当然知晓:西征军费只有连唬带吓才能榨出。

  左氏的做法也足够老辣。1876年初,在明知朝廷已经做出“海陆并举”表态、对塞防形成了事实上的倾斜的情况下,他依然奏请借洋债1000万两作为西征开拔费,以关税作保。这是一招釜底抽薪之计。无怪乎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私函中要喟叹“海防一节,徒拥虚名,恐鲜实济,第一是无财”,大发其牢骚。


  然则李中堂也非等闲之辈:鉴于西征协饷造成海防专款实解率不足三成,李氏开始处心积虑侵挪南洋以及闽粤各省自留的购舰经费,以扩充北洋一隅。如购买“定”、“镇”二舰花去的340万两白银,有130万两系挪用福建海防款,名义为“代购炮艇及巡洋舰”;65万两取自南洋,名义为“代购2艘巡洋舰”;其余部分则截留自招商局收入原定偿还各省借款的部分。军舰一旦归国,即报请留用于北洋,不掏一文而赚得巨舰两艘。此外“镇”字号炮艇中有2艘系挪用山东海防款购买,“致远”号等四舰则是打着为福建代购的名义,由户部自神机营所借洋款中支取了大头。无论塞防、海防,都不能脱出地方主义的格局,不惜牺牲整体国防之均衡来满足集团利益,如此面貌下的“自强”能达到何种程度,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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